她又忘了自己在“装温柔”,连忙用纸巾捂住嘴,故作优雅地擦了擦嘴角。
“斩杀线倒是个好词,他们还挺会总结的。”蜂鸟说。
“怎么讲?”
蜂鸟用叉子点了一下电视的方向。
“你看电视上那8个人。芬太尼掺了甲苯噻嗪,十年前一支纳洛酮就够了,现在四支都拉不回来。”“但他们不是因为毒品才倒下的。毒品只是最后一根稻草。”
“在那之前,他们已经掉到斩杀线以下了,丢了工作,断了医保,信用崩了,租不到房,没有固定地址连政府救济都申请不了,最后睡进庇护所,隔壁床就是一个递针管给你的人。”
她的语速快了起来,声音也恢复到了惯常的音量。
“全美67%的人月光,一半拿不出1000块应急。在巴尔的摩这个比例只会更高。你知道这座城市57%的成年劳动力连个正式学历都没有吗?全国平均才11%。”
她说到这里的时候,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应该“温柔”这件事。
手里的叉子像指挥棒一样在空气里划来划去。
“这些人不是突然变成流浪汉的。是整个系统一刀一刀切的。丢工作一刀,医疗账单一刀,信用崩盘一刀,全是钝刀子,一刀比一刀深,等到最后掏出芬太尼那一刀,他已经没血了。”
她停了一下,发现自己的声音已经大到隔壁桌的护理技术员都在看她了。
“……啊。”
蜂鸟清了清嗓子,把音量重新压回去,恢复了那个柔和的假嗓子。
“不好意思,我有点激动了。”
塔拉低头喝了一口水,用杯子挡住了嘴角的笑意。
“你是挺温柔的。”她说。
蜂鸟瞪了她一眼。
林恩把最后一块炸鸡吃完。
他没有评价蜂鸟的“温柔”。
但他注意到了塔拉,这个女人在他做手术的52分钟里,用手机做了一轮针对性的情报搜集,然后用“不经意”的方式把斩杀线这个词丢出来,制造一个共同话题。
蜂鸟看了一眼手表。“快三点了,港口中午那批人,吃完饭喝完酒,出来了,要忙起来了。”她把叉子放下,一秒钟之内从“温柔女人”切换回了创伤护士。
“走吧,万一二队人手不够。”
三个人快步往创伤复苏单元走。
下午3点以后,港口工人下班了,巴尔的摩的另一面开始苏醒。
在这座城市,暴力有自己的时刻表。
早上是车祸和工伤,中午是家庭纠纷,下午3点以后街角的生意开始运转,枪声会在傍晚准时抵达。考利的人对此习以为常。
就像纽约人习惯了地铁晚点,巴尔的摩人习惯了枪声准点。
林恩在急诊和创伤复苏单元之间跑了整个下午。
一个药物过量的白人女性,瞳孔缩成针尖。纳洛酮喷进去,30秒后她猛地坐起来,第一句话是“谁碰我的东西了”。
她指的是口袋里剩下的半包芬太尼。
一个酒吧斗殴的中年男人,啤酒瓶碎片离颈动脉不到1厘米。缝完以后他问林恩能不能给他开张上班证明。他在港口开叉车,请假扣双倍工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