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把航班时间改了一次又一次。
麻烦归麻烦,至少都有下一步。
佩雷尔曼这份没有。
它每次被打开,第一页都是那几栏空白。
开幕式流程已经改过几版。
座位表也改过几版。
有些地方可以先用铅笔写,有些位置可以暂时留着,可所有暂时,最后都要变成正式。
证件要印。
名单要交。
程序册要排版。
西班牙方面的接待方案,也不能一直等一个没有回来的格子。
一开始,秘书每天早上整理回件时,会主动说一句:
“圣彼得堡还没有。”
后来,她不说了。
托马斯也不用问。
只要那只文件夹还压在桌角,他就知道答案。
巴尔教授路过办公室时,问过两次。
第一次是有回信吗?
第二次只剩圣彼得堡?
托马斯摇头。
巴尔教授没有多说,只把手里的另一份文件放下,又转身走了。
到了六月下旬,连马德里那边的电话也变得简单。
他们不再重新解释一遍为什么需要确认,也不再重复程序册和证件的截止日期。
电话接通以后,只问一句。
“那边有消息了吗?”
多数时候,回答都是没有。
六月二十三日下午,雨刚停。
窗外的街道湿着,楼下的树叶被水洗得发亮。
托马斯正在看开幕式流程表。
桌上放着两支笔。
黑色那支用来签已经定下来的部分。
铅笔用来处理那些还要改的地方。
秘书敲门进来。
托马斯没有擡头。
“放那里。”
秘书没有马上把东西放下。
她站在门边,说:
“圣彼得堡。”
托马斯手里的铅笔停住了。
他擡起头。
秘书递过来一只信封。
信封很薄,边角有些磨损,背面贴着转寄标签。
托马斯接过来,先看了一眼。
然后,他把正在看的开幕式流程表合上。
铅笔放到一边。
信封被拆开。
里面不是那张回执表。
只有一页普通的纸。
托马斯看完第一遍,没有立刻把它夹进文件夹。
他从头又看了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