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恩楼里,陈拙的新稿夹厚了一点。
特伦顿那间旧屋里,亚伯拉罕的文件夹厚了一点。
图书馆窗边,克拉丽丝桌上的书换了一本又一本。
而在欧洲,另一只文件夹,也被人重新拿了出来。
瑞士,苏黎世。
国际数学联盟总部大楼。
三楼会议室的窗帘拉开了一半,窗外的天色阴沉,远处的街道被雨水洗得发亮。
会议室里没有多少人。
长桌旁只坐了五个。
桌面上摆着咖啡,几只文件夹,还有一份马德里大会的初步流程表。
托马斯坐在靠窗的位置。
他的手边放着一个灰色文件夹。
文件夹不新,边缘已经被反复翻动得有些发软,第一页夹着一张便签纸,便签纸上有两行旧字。那张便签已经放了一年。
当初写下那两个数字时,托马斯还觉得荒唐。
现在再看,他已经不觉得荒唐了。
只觉得棘手。
会议开始前,没人先提那个名字。
他们先过了一遍正常流程。
马德里大会的场地安排,开幕式时长,几位重要嘉宾的座位,几个临时还未确认的报告人行程,有人提到西班牙方面的接待方案,有人提到程序册的印刷时间。
这些都很具体。
也都还算容易处理。
直到桌面上的另一份名单被推出来。
那份名单没有擡头。
只有一排排名字。
托马斯把眼镜往上推了一点,翻到第二页,手指停在其中一行。
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。
坐在他对面的老人先开口。
“他又有新东西了?”
这句话问得很平,没有惊讶,也没有质疑。
托马斯摇了摇头。
“还没有公开的。”
“普林斯顿那边传出来的?”
“不是正式材料。”托马斯说,“只有一些消息,皮埃尔最近减少了不少外部活动,范恩楼那边也变安静了。”旁边一位灰发女士低头看著名单。
“这不能作为评奖依据。”
“当然不能。”托马斯说。
他说完,把手从名单上移开。
“所以今天不谈那些没公开的东西,只谈已经摆在桌面上的成果。”
这句话说完,会议室里没有人反对。
已经摆在桌面上的东西,足够重。
从前年到去年,那篇刊在《数学年刊》上的文章,已经被全世界一遍又一遍拆开看过,不同学校,不同方向,不同脾气的数学家,花了几个月去挑里面的骨头。
最后挑出来的,大多只是脚注,引用和一些写法上的小毛病。
真正的主梁没有动。
更麻烦的是,它不是单独解开了一个题。
它让一条原本没人看好的路,突然变成了许多领域绕不开的工具。
这才是托马斯最头疼的地方。
如果只是一个漂亮的结果,他们可以慢慢排。
但如果是一个已经开始改变别人的结果,就不能再假装它还年轻。
长桌尽头,一个身材清瘦的委员翻着手里的资料,缓缓开口。
“我还是那句话,他太年轻。”
这句话没有带敌意。
所以会议室里也没有人变脸。
他说的是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