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钱到手之后,他们立刻串通甘肃上下所有官员,以抗旱赈灾为由头平账,然后把银子按照等级私下分赃。
这件事整整干了七年,直到有一年,西北又又又因为宗教问题发生叛乱。
叛军包围了兰州之后,乾隆紧急派阿桂、李侍尧领兵入甘平叛。
这时候,华点来了。
阿桂在例行上奏中对朝廷说,甘肃这个地方连日大雨、道路泥泞,行军十分困难。
乾隆看到奏折直接绷不住了。
不是说这里连续旱了七年了?
直到此时,这场惊天大案才偶然间露出了破绽。
所以,后世人能够想象一整个省的官员,和那些有功名读书人,能合起伙来隐瞒一个秘密七年吗?
事实就是,他们做到了。
如果你觉得太过荒诞。那么,欢迎你重新认识这个世界。
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,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江南土地兼并带来的秩序重构。
江南的土地兼并和北方的土地兼并,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走向。
北方的土地兼并之后,无非是田地从张家到了李家手里,底下的佃户也无非是换一个东家。
区别也只有这个东家可能苛刻点,那个东家可能宽松点。
给朝廷带来威胁的,只是那些尾大不掉的豪强。
当局面要失控的时候,朝廷要对付那些豪强,可能要费点力气,后果却基本可控。
因为作为矛盾核心的土地,就在那里,不会有什么变化。
哪怕地主把田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,第二年说不定收成还会更好。
但是南方的土地兼并发生之后,却因为社会的发展,多出了另外一个分支。
那就是出现了容蓄大量匠户的工坊经济。
这种工坊经济,几乎完全由工坊主掌握生产资料,工匠们完全依赖那些工坊主,工作也极度的缺乏稳定性。
这就让工匠们缺乏对抗工坊主的手段,对工坊主的命令几乎是予取予求。
当大量的百姓失去了生产资料,不得不依附于拥有生产资料的豪强之后,社会的矛盾将会强大的可怕。
朝廷面对这样的局面,却没有太好的应对手段。
这些工坊主利用失去生产资料的工匠,把鸡蛋垒的高高的,并最终成为了向朝廷叫板的武器。
裴元前些年去苏州押送税银的时候,那些织造工坊的工匠们就曾被鼓动起来,想要营造一场民变。
除了这些作坊,还有更危险的矿井。
那些矿工大多是年轻力壮的男子,而且还有着高度的组织性,一旦暴雷,更容易出现难以挽回的局面。
朝廷只知道江南的税赋难收,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变化的根本是什么?
如果以裴元的角度来看,这是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。
可抛开那些矫揉造作的概念,去看问题的本质呢?
资本的血腥并不比封建的血腥弱多少啊!
垄断生产资料的仍旧是那些人,只不过是同样的牌,换了不同的花色而已!裴元想的头疼,索性不去理会。